我的“文学梦”

我的“文学梦”

一

我是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的，掐指算来，已有四分之一世纪了。说来惭愧，25年来，除了有幸参加过1990年12月第三次省作协代表大会，亲历的其它活动几乎再找不出了。由于工作的变动和个人性情的原因，虽然也“爬”出了一二百万杂七杂八的“文字”，可以称得上“文学作品”的却寥寥。每当阅读《湖北作家》，看到会员一本本出书，一个个成果丰硕，常常扪心自问：你配得上“省作协会员”这一称号吗？

我先前做过20多年教师，后来阴差阳错又做过文联、宣传、政研、政协等等工作，自觉得干这类事体极不适宜，就跑到南方教了10年书。在这样的人生折腾中，除了生计所迫，应命涂抹一些文字之外，哪还有什么“心灵呼喊”的文思！

二

直白，深深地烙着时代的印迹，但作为“雷锋精神”哺育成长的一代人，可以说是我的“人生宣言书”，奠定了我“这一个”平凡人一生的命运基础。同时，也促使我的“文学梦”做得更美丽了。

我小心翼翼保存的“处女作”在特殊时期丢失了，而后又在一次偶然的场合失而复得。那是1968年，一次搞调查研究到大山里的老苏区鹤峰县走马坪，那时还没有通公路，走到离走马坪十几里路的一个叫白果的小街，天黑了，投宿到一家简陋的客栈。晚上，我躺在床上望着糊了旧报纸的板壁出神，忽然看到发黄的报纸上印着“清江”两个字，报纸时间是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一日，上面登的一首诗：《青春颂》，竟是我的“处女作”！世上竟有这么巧的事！这张报纸我一直没有找到，哪里想到事隔5年竟然在这陌生的荒远之地发现了它！我欣喜不已，征得店老板同意，小心翼翼把它揭了下来，一直保存到今天。

三

就一点头，没过二十四小时关系就被转到市委里来了。

领导说，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为了繁荣文艺事业，有条件的县都要成立文联。你就把它搞起来吧。

文联？我长期从教，虽然也发表过一些文艺作品，但“文联”是个什么东西并不十分清楚。

但本人对领导分配的工作是从来不讲价钱的。我查阅了有关资料，紧锣密鼓忙了几过月，成立文联的筹备工作就绪了。

八十年代的工作作风还是比较务实而不大讲排场的，文联成立只开了个座谈会，简朴又不失热烈。

文联主席当然是市委宣传部长兼任，我担任文联副主席，主编了一个内部小刊《山魂》。那时节搞文艺还是很“香”的，组织业余作者创作搞得红红火火。好像“文学梦”就要“圆”了！如今自己也抓起了“创作”，也得写点称得上“文学”的东西啊。在上级文联组织的一次笔会上，我用浅显文言体一气写了十几篇笔记小说《教坛志异》，后来陆续发表在《百花园》、《长江文艺》等刊物上。

又被调去干政策研究室、宣传部等等工作，写通讯报道，写报告特写，变换了一些工作岗位，完全为了“遵命”“舞文弄墨”，走一处就留下一堆文字痕迹，虽然也评过这奖那奖，但都说不上有多少“文学”成分。记得有一次写的报告文学《硒市长》得过“全国党刊优秀作品二等奖”，但还得把领导的大名放在首位，得几十元奖金还得领导恩赐返回，可悲啊。个性决定我干这类工作也不适宜，就跑到南方教书去了，在这样的折腾中，除了生计所迫，应命涂抹一些文字之外，哪还有什么“心灵呼喊”的文学！

四

我总觉得现实生活的丰富多彩是任何虚构的文学作品也难以企及的，因此本人爱看也爱写真实地描写现实生活的文章。事实上，现实中除了通俗杂志叙述的那些曲折复杂的故事外，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一些有意思但并不惊心动魄的趣事，只可惜少有人如实地把它记录下来。我曾在一篇题名《小城“三家村”》的纪实作品里记叙过这么一件事。

种文章产生于特殊的社会环境下，是“从特殊的舆论空气中挤一条缝”，从“多种文体特点中挤一条缝”，“从小报有限的版面里挤一条缝”，“从读者心理空间挤一条缝”，融多种文体于一炉，短小精悍，尖锐泼辣，“论时政不避权位，革流弊顺应民情，褒新风实事求是，讲道理力戒片面”。文章送到湖北省写作学会，即被选中，我参加了该会1988年学术年会，并被选在大会发言。11月30日，面对着台下百多位专家学者及省写作学会会员，我生动具体地介绍了小城“三家村”“于志森”的产生及写作情况，讲毕，许多人都主动索要资料，和我交流。副会长华中师院朱伯石教授在总结中特别提到“这种‘微型杂文’尖锐深刻，切中时弊，具有鲁迅风格”，这可算是我的“作家梦”“辉煌的顶峰”吧。

五

国校园文学》等报刊发表？……怎么现在倒不是我“负责”了？

报业会堂里表彰大会已经开始，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传来。说实在话，我真有点想不通。我乘电梯上到25层“空中花园”，在休闲椅上坐下观风景。

我一边品着茶，一边独享这名副其实的“空中楼阁”。这是多边形大厦的一角，每一层转角玻璃幕墙下都有一个小小“空中花园”，种植着鲜花绿草。下面是城市中心，一条号称百里的繁华大道贯穿东西，造型新颖的高楼大厦比肩而立，色彩艳丽的巨型广告牌争相占据着有限空间，车如流水，风驰电掣，倏忽而过，震得大地也好像在微微颤抖。这近千万人的新兴大城市，外来人口占了多半，试想，亲手盖成高楼大厦铺成通衢大道的人们，又有多少是坐享的主人？！像我们这样的“打工者”，还勉强算得上是个“白领阶层”，学校把我定为几个“导师”之一，也该知足了！我本来就应当是做事的“工作者”，而不是“领导”。

想到这儿，我释然了。

灵》、《与差错说“拜拜”》就发表在《深圳青少年报》上。还有一批印尼华人后代和韩国学生到广州暨南大学学了三个月汉语，后来来到我所在学校让我辅导写作，我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学习同玩耍，一块儿爬罗浮山，一道逛深圳，仅仅辅导了三个月，就写出了《难别你啊，中国》（印尼.洪志国）、《爸爸妈妈从印尼来》（印尼.洪美妮）、《我在中国求学的收获》（印尼.曾菁琴）、《过生日》（印尼.林建雄）、《我学会了中国语》（韩国.李枝轩）等作文，一共在报刊发表了22篇作文，现在这些外籍学生有的在美国大学毕业了。我的文学梦没能实现，但我的梦在学生们身上有了些许显露，也算一点小小的安慰吧。

六

在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快要到来的时候，区里几家领导单位和报社联合下达了“春天的故事”征文比赛文件，要求学生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感，“反映我区改革开放以来在三个文明建设中取得的成就”，歌颂邓小平的丰功伟绩。学校原文转发了文件。

请示上级有关人员，回答是：“这些稿子都还堆在我这儿呢！现在的事啊……呵呵……由于种种原因……呵呵……说不清啊……呵呵……这次活动就这样了啦……呵呵……就当是学生做了一次作文练习吧！”

说的是啊，领导忙啊，日理万机啊。

也只有这样了！

新学期开始了。由于重新分班，这三位作者编到了新班。可喜的是，几个同学有幸被选拔参加了校、区、市作文竞赛，有的还获了奖；几篇作文也在校报上登了出来，也算是一点小小的安慰。

但总是有点遗憾，有点懊恼。

冷静下来想想，大可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