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代
前几年我常常到同一师门的韩国师姐家做客。师姐有两个可爱的儿子，当时都在上海的美国学校上小学。大儿子念高年级，小儿子念低年级。大儿子除了电脑和书，别无所好。喊他吃饭他也久久不从书房里出来。他的藏书量跟我这个工作过多年的人差不多，当然都是韩文书和英文书。我曾了解过那些书的内容，觉得他读的都是有文化含量的好书。我因此很容易联想到自己中小学时期读的那些书，跟真正的好书比起来，那都是些什么破玩意儿啊。
我上小学是在文革后期。那时好书都盖上＂封、资、修”的印章或者烧掉或者封存起来，市面上流行的都是直接宣传阶级斗争的书。在农村，连这样的书也难于得到。我们这些穷孩子，连农村供销社出售的连环画也买不起，只能借别人的连环画看。我印象最深的一本连环画是关于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的。他在朝鲜战场上杀死了一百多个敌人，让我崇拜不已。我当时想，等我长大了，一定要超过他，杀两百多个，后来又觉得两百多个还不够，应该杀三百多个才好。现在想起来，对自己当时的想法感到无比惊讶和害怕。还读过刘文学抓住地主偷辣椒的故事，英雄五少年救火的故事，他们都光荣地献出了生命。那时候我经常希望发现村里的地主偷生产队的庄稼（我们生产队没有辣椒）、某片森林突然失火之类，好让自己也有机会当当英雄。长大以后当然很庆幸自己当年没有遇上这样的机会。直到现在我才懂得一个这样的道理：救灾救险是成年人的事情，小孩遇到险情时第一要紧的是摆脱险情以保护自己的生命。
这辈子第一次读长篇小说是小学五年级的事。那是我的一位同房兄弟借给我的。那本书没有封皮，写的是抗日故事，而且是繁体字。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繁体字，往往需要见过好几面之后，才能猜出那个字的意思。每猜出一个都感到非常高兴。后来我再也没见那位兄弟拿出过那本书，他也没有拿出过别的任何一本书。因为我们家族世代务农，没有出过读书人，本来跟书无缘。那本书大概来自他的一位早几年上过初中的哥哥那里。
上初中以后，接触面大一点，渐渐拥有了借书的渠道。初中一年级是我恶狠狠地读小说的一年。我们每天上学需走三华里沙子公路，三个同伴一般都是端着书边读边走，不管汽车如何轰鸣，不管马路上的灰尘如何一次次将我们淹没。我曾经一天一夜看完了江西作家杨佩谨的长篇小说《剑》，那大概是我这个读书慢的人创下的最快纪录，因为第二天必须还书。有一次上门理发的颜师傅一边为我理发一边问我读书的事，我说刚刚读完一本书，不知道叫什么，写一个女的跟几个男的谈恋爱谈革命。他问女的是叫林道静吗？我说正是。他说那是《青春之歌》。我说我读的那本书没有开头，他说书的开头就是一个漂亮的女学生，带着一把小提琴，坐火车逃离家乡。我通过理发师傅的讲述想象着这个美好的开头。那年头读过不少这种没有封皮也缺头少尾的书。估计有的书是被故意撕去封皮的，以免被人发现是一本＂封、资、修”的书。顺便说一句，在中国文学作品中，最让我迷醉的人物形象是《青春之歌》里的卢嘉川，他的燃烧的憿情点燃了一个乡村少年对于人生和人性的诗性想像。长大以后，我一直想重读此书，有点＂重温英雄梦”的意思。可是，在读过许多西方小说之后，再来读这种过于政治化的小说，怎么也读不进去，只好放弃了。
那时候我读得最仔细的小说是《欧阳海之歌》。欧阳海刚出生被扔在雪地里以及后来他牺牲之前那一瞬间的心理描写（自然是想起毛主席教导那一类的笔法）等等片断，我当时差不多能够背下来。有一个星期天我在家读它读得很迷醉，邻居三奶奶夸我懂得用心读书啦，母亲因此高兴得直笑。后来得悉《欧阳海之歌》的作者金敬迈在文革中也被看作＂阶级敌人”受到打击迫害，我感到真是不可理解。一个让笔下人物临死还得想起毛主席教导的作家，怎么会是毛主席的敌人呢？，那可真是太冤枉啊。
最奇怪的是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点也没觉得有语言障碍。现在读外国小说，一拿起来就觉得这不是自己的母语，是翻译过来的，因而总有一种隔膜感。可是念初一时第一次读翻译小说，为什么竟然没有一丝勉强的感觉呢？也许完全被它的故事吸引住了，于是一往无前？
也是在初一，我的眼睛出现了一点毛病，老是发痒，乡村医生拿它没办法。父亲于是有意控制我看书，尤其要我减少在煤油灯下读书的时间。可是一本小说看上路了，哪个少年不是恨不得一夜读完。有时候父亲一觉醒来发现我的房里还有灯光，就大叫着批评我。我赶紧呼的一声把灯吹熄，但对于那最牵挂的几句，还是得躲在被窝里读完，或者是打手电，或者是划火柴。
初中两年读得最多的是打仗的故事，其中打游击的故事尤其多，比如什么＂游击健儿＂、＂吕梁英雄传＂、＂盐城游击队”之类。大多是共产党打日本人，也有打国民党的。那时候我们同学之间经常谈论打仗的事，所依据的知识就来自这些书。每一谈起，我们都是胸有韬略的样子，好像只要给我们机会，个个都会成为将军。我还按照我们家乡的地形，设想着如果明天发生战争，我们这里应该怎样打游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