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也读了一些配合当时的具体政策而写作的书,比如《桥》、《沸腾的群山》、《克孜勒山下》、《风雷》,以及一些连名字也无法想起的书。这些书中只有《风雷》现在还有印象,那个女主人公(好象姓万)对男主人公的牵挂曾经打动过我。还有女主人公给男主人公做衣服也让我有了新的发现。在我的家乡女性只要会做鞋就可以了,做衣服是由专门的师傅承担的。我父亲就是裁缝师傅。由这部小说我知道有的地方是每个家庭主妇都可以做衣服的。还读过一本怪书叫《永不消逝的电波》,故事很吸引人,可是又不像小说又不像诗歌,不知道是什么。后来还看过根据这个故事拍的电影。再后来见识增多了一些,才知道那是电影文学剧本。那是我读过的第一个电影文学剧本。
上了高中以后,因为玩得多一些,读书似乎少一些。原因之一是自己眼睛老不舒服,只好经常嘱咐自己尽量不要看书。但还是禁不住读过一些,比如《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林海雪原》、《红日》、《红岩》、《蓝天哨兵》、《碧空雄鹰》、《西沙儿女》、《虹南作战史》等等。那时有个同学在读《烈火金刚》,我想借读,可是他必须及时拿回家去还给别人,我再三缠着借也没有如愿。初二那年还曾经向副校长借读《较量》,副校长坚决不给。这些事当时都感到十分遗憾。后来在城里的图书馆里或旧书摊上多次见到这些书,即使有人请我读我也不想读了。
但有一件事是我一直感到遗憾的,高二那年发现班主任有一本《中国文学史》,是北京大学中文系50年代某一届学生集体写作的。我在他房里玩时偷偷读过片断,觉得很吸引人。向他借读他舍不得给。后来听他对另一位老师说起我借书的事,他说这么贵重的书,买也买不到,可不能随便借人,哪怕得罪人也没办法。他的这种心态其实是在文化沙漠中对于文化的神秘感造成的。人们习惯于把每一本书都看作独一无二的稀世珍宝,好像拥有它就拥有了控制世界的符咒。这种由无知造成的神秘感在当下四处泛滥的武侠小说和武打电影里被无限夸大和强化,一本书、一幅图、一件文物等等往往成为作品结构的核心,无数英雄好汉为这个本来也许一钱不值的东西流血殒命。在乡村社会,这种神秘感笼罩着每个人的神经,谁家里偶尔有一本书也就是有一件想像中的神物,决不轻易示人。我的班主任虽然上过师范学校,但他长期生活在农村,难免受到这种心态的感染。我当时不会怪他,现在更不会怪他。但我后来在教师生涯中一直慷慨借书给学生,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一个学生借书,也许跟我曾经被他拒绝有关。不过,多年以来我被学生借失的书实在太多了,有时候心里真是不高兴。可是下一回学生借书时,我依然会毫不犹豫地奉上。我知道任何一本书都有3万册、10万册或者100万册之多,而且有些书只有知识的价值,是可以互相取代的,比如同一个时代的人写的文学史其实大同小异,张三写的那本借失了,我可以去借读李四写的那本。
顺便说一句,在我读小学、中学时,我的老师房里几乎完全没有书,他们也差不多完全不读书。除了上课、开会,就是打牌、下棋(世风变化以后改为打麻将)。后来我在县中教书时,绝大多数同事当然也是如此。我曾经到一位很跑红的年约40的语文老师家串门,发现他家里除了语文教学参考和习题答案之外,没有任何一本有文化含量的书。他的全部工夫都用在这些垃圾上,他的资源也都来自这些垃圾之中。与这些人比起来,我的那位班主任懂得保存一本《中国文学史》,而且视若珍宝,已经算是很有眼力了。这是我中学时代从老师那里看见的唯一一本有价值的书――尽管它实际上只是极左时代的产物,本身也许并不具有什么学术价值。后来的求学历程中,我好几次看见那本《中国文学史》,只是由于曾经有过的特殊缘分而抚摩过几下,而不愿意拜读。可是,如果我在念高一的时候、在没有书可读的时候有机会读到它,也许就可以为我打开一片新天地。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读过的书中,最让我怀念的是《林海雪原》,它是那些革命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最具有传奇色彩、说教最少的一本,因而很适合少年人的口味。我把少剑波与白洁茹谈恋爱的片断工工整整抄写在笔记本上,那是我第一次抄书(那时也读到著名的"黄色小说"《少女之心》,但我不认为它有什么文学魅力,因而没有动过抄写的念头)。班上一位女同学特意借我的笔记本读过这段文字,后来有一次她生我气哭起来,但没说一句骂我的话,只顾自己哭。我被她吓傻了,跟她一样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歉疚地低着头。直到十多年以后我才忽然想到,也许她当时暗中对我怀有好感,向我借读少剑波与白洁茹的恋爱故事也许就是某种提醒,而我却完全不知道,所以就在某个情境之中突然生气哭起来。
一个人的青春时代,总是容易被这些美丽的故事所打动,可惜我们当时没有条件读到更加丰富生动的爱情故事。
《西沙儿女》是我当时最佩服的书之一,那种流光溢彩和矫揉造作很能迷惑一个没有见识的中学生,至于他在文风上的恶劣影响,是一个少年所无法意识到的。在我19岁之前的习作中,总是隐隐约约地闪烁着这本书的影子。有时候我禁不住庆幸杨朔的散文在文革期间被宣布为禁品,使得我没有读到。那些文章的矫揉造作和自欺欺人比《西沙儿女》隐藏得深得多,一旦中毒就不那么容易摆脱。到我坐在一个破中文系的教室里听文学教师宣讲杨朔散文的无穷魅力时,我几乎出自本能地生起抗拒情绪。想到至今还有那么多白发苍苍的文学教授把这样的文章奉为经典,我常常觉得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