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不到什么形容,但也不能冠冕堂皇。
中国人向来喜好未雨绸缪,做足准备以应万事。中国人从来不打无准备的战,这点从孔明身上便可查明。然而在经历苍海变更后,这良好的无污物的习性却演变成劣性。蚂蚁常在雨落前做好准备,好比是老师说第二天要检查作业,学生一定会全力完成。但这种常理仿佛是从中国政府上级传到学生生活的,近几日有上级来我校检查食堂卫生,于是学校又在做无用之功。这是一种因果关系,但这种因果又好像是人为的。中国人做事向来是被逼才肯做好比是奴隶,要有监工才会全力去做,否则就得吃鞭子。敷衍是被逼迫的产物。政府官员之间又仿佛是骗人与被骗的关系。大跃进时期敷衍毛泽东,现在开始转向敷衍上级那群苯蛋的。温总理未尝不不是“笨蛋”,似乎可以如此理解:温说要去某地,然后知道的人就对某地的头说要做好全面工作,那头又对当地人说一定不可以说坏事,以此温便认为大可不必为民而忧,就好比是一个在摄像机前说了坏话的人的录像,在编辑部已被压下,断无与全国人民见面的可能。
我校是这一劣性的缩影,但也不能全怪校长,谁做是不为自己着想,做错了事,丢了帽子,你养他么?班长在向我们讲述食堂的事时,说不是表面工作,说是为了学生,但他往往是好人帮坏人,不说好话,他能当上班长么?就好比是下级不向上级拍马屁,他会升官么?
鲁迅认为:“向来我不相信国粹家道德家之类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是确有泪珠横流,也须检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和生姜汁,什么保存国故,什么振兴道德,什么维持公正,什么整顿学风……心里可真是这样想?——做戏,则前台的架子总与后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明知是戏,只要做的像,也仍然能为他悲喜。于是这出戏就做下去了,有谁来揭穿,他们反以为扫兴。”
纵使他们知道世人通明他们在做戏,那又怎样,他又不会害羞如十七八岁未出过社会的女子,你又不敢告他,纵使告他,也会被关系摆平。
现代的中国人也只不过是继承先祖血统的同时,在某些方面变了异,说起为支那人也不是歪理。戏曲的好坏,作者言之无用,须经他人之口,似乎是一种对劣性最好的解答。
北海市第七中学高二:莫庆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