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写满西墙又翻到东墙
在我心里，唐诗是最有人气的，宋词是王国里的贵族。对于现代诗，我虽然也写，但从来不认为它能超越唐宋的巅峰。不能超越也罢，它毕竟是文学的一个种类，不能不加以关注；心里时常泛起诗的浪花，也不能不写。
去上海参加一个颁奖会。出了友谊路地铁站，果然见组委会派人来接站。各地受邀参会的人员，四个一组，打的前往宝山宾馆。我一家三口，上了最后一辆出租车。车子正在启动，突然有人敲窗。向外一看，有个少年急急火火地跑来，弓着个腰，向窗玻璃里探望。我推开车门，见他拉着一只不算大也不算小的黑帆布箱子。不等我开口，他问：“能坐下吗？”爸爸接话：“你是……”他答：“来参加会议的。”噢，一个目标，上来吧。
他把行李拉到车尾，欲打开车后箱，试了试，打不开，司机下去帮他。放好行李，他很利索地一头钻进车门。
车开动了。他对坐在前位的我妈妈说：“要要车票的，能报销。”妈妈向他笑了笑：“你知道得多呀。”他不好意思。但很快，他就本色起来，环视了一遍车里的人，问我：“你几等奖？”我举了一个手指头。“写啥的？”“童话。”“我是写诗的。”他说。随后，他摸出一张名片，递给我，问：“可不可给我一张你的？”我摇摇头。事实上我没有名片。
我端祥起他的名片，红、绿、黑三色套印。最上面一行大红字：“少年写手大行其道”。嚯，好雷人啊！接下来一行超大黑字“杨亚爽（少年作家）”。再下来是三行绿字，说明他是三个什么什么学会的会员，最后交待，他是“中国少年作家协会会员暨河南分会主席”。一个头衔比一个头衔厉害！
相比之下，我黯然失色，不由在心里说：小巫见大巫啊！爸爸问：“你们好好地交流吧，有好处。”杨亚爽说：“那是当然。”
车很快到了宝山宾馆，一下车，我们直奔报到处。杨亚爽很熟练，也很准确地站到一个工作人员面前，接过登记簿，问也不问，趴下就写。我和爸爸妈妈站在他身后，以为跟着他登记准没错。等到跟前一对话，错啦，他是少年作家班的，我是纯纯来领奖的，报到不在一张桌面。
杨亚爽办了手续，领了一包东西，向我们打个招呼，准备上楼。当他拉动沉重的黑帆布箱时，笑着对我说：“尽是书。”“什么书啊？”我问。“我的诗集。”他似乎有些轻描淡写地说。“能不能送我一本？”我请求。“好的，上楼打开后，一定送你一本。”他又做了一个打电话的手势，“常联系。”
在颁奖会的当天，杨亚爽果然送我一本他的诗集。作为回礼，我送了他我的《最女孩》一书。说实话，当我接过他的书时，心“咯噔”了一下。这本诗集，就像街上大热天翻穿褂子的丐人，与我华丽的书形成强烈的反差。我甚至觉得他这不是书，仅仅是个粗糙的印刷品。既没有出版社，也没有正规的排版。我在他转身的那一瞬间，双唇间不由自主地“噗嗤”一声，心像泄了气的皮球。
我很勉强地把它带回兰州。闲下来的几天，我乱翻带回来的一堆书。对于杨亚爽的诗集，不是冲着他的书读诗，而是冲着他的名片读诗。我懒洋洋地胡乱翻到某一页停住，凑上眼球瞅瞅。在《初二》的最后三行，我眼睛被照亮了：“阳光写满西墙又翻到东墙/在生命的卷页中/我无法忽略哪一行”。好诗！于是接着再看下一首《初三》，又有两句照亮了我的眼：“窗外的雪花/也会哭成春天的眼泪”。于是我断定，杨亚爽的确是个诗人！
就冲着这几句诗，这本朴素得近乎裸奔的不正规诗集，我把它插进我的书柜里。它是现代诗。是一个嘴上没毛的少年写的。他的名字叫《漫长的夏季》。他的主人叫杨亚爽。这是我上海之行的又一个收获。阳光从西墙翻到东墙，我又度过了诗意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