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二题
▓时代文人余友三
一
我们伫立在余友三先生墓前,深深地三鞠躬,深切地怀念我们的忘年交挚友余友三先生。
我们最早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知道余友三大名的。当时,我们还在学校读书,从恩施报上读到记叙旧社会剥削阶级残酷欺压贫苦农民的长篇通讯《龙桥血史》,增强了我们对万恶的旧社会的认识。同时期,我们还看到大量以“指牛”为笔名的通讯报道,渐渐“指牛”成了我们崇拜的名人。直到后来,才知道“指牛”就是余友三,才知道他这个笔名是用毛泽东主席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后两个字组合而成的;友三先生以此铭志,这两句诗就成了先生一生遵奉的人生格言。
李廷志认识余友三是在1968年他从部队转业分配到报社工作以后……
1986年秋,在鄂西报工作的李廷志组稿,邀当时任州文联副主席的余友三和在恩施市委宣传部工作的邓德森给“清江新语”写专栏文章,合用一个笔名“于志森”,经常在一起探讨写作问题,这样,邓德森和余友三才真正熟悉起来,成为挚友,对友三先生的经历了写稿。1958年,他写了一篇通讯《万岁,总路线——记利川中槽乡筹建糖厂》,被领导看中,调到恩施日报编辑部。从此,余友三就与文字结缘,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文化艺术工作生涯。
三
余友三在担任恩施报记者期间,以“指牛”为笔名写了大量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了鄂西名记者。他还和报社几个同人共用“小愚”的笔名,配合中心工作,写了许多新闻评论和杂感。《龙桥血史》便是他的代表作。这部作品记述了解放前利川柏杨匪特霸孽龙头子李盖五的发家史,也是贫苦农民的血泪史。这是余友三经过长时间调查采访后写出的一部力作,事实确凿,揭露深刻,描述生动感人,当时就印发到农村工作队员作为教育材料,许多中小学以此做忆苦思甜的教材。上世纪60年代初,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封建迷信歪风,友三先生经过艰苦细致地调查研究,有时还亲自做实验,撰写了《花招揭底记》等通讯,对封建迷信的骗术做了有力的揭露。
余友三个有创新思想的人,干什么事都想摸出个新门道。他喜爱文学,觉得写通讯言犹未尽,工作之余,余友三逐渐涉笔报告文学设生活的主旋律;余友三的语言风格朴素自然,通俗流畅,平易近人,深得广大普通读者的喜爱。他的作品在《长江文艺》、《传记文学》、湖北日报、恩施日报等报刊发表,对山外人了解恩施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
四
余友三先生的小说创作也是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他的第一篇小说《苞谷佬》发表于1961年10月号《长江文艺》,从他的小说处女作的题目可以看出,友三先生小说是直接源于现实生活,贴近时代,贴近人民,以歌颂新时代新生活为使命,创作素材几乎都是他记者生涯的“副产品”。因为他的本职工作是当记者写新闻报道,他把两者的关系摆得很正。他是利用采访积累生活,在出色地完成本职工作任务之后,在业余时间熬更守夜写小说。余友三发表小说20多篇,如《高山草医》、《“保险柜”和“机灵鬼”》、《一根竹笋》、《嘀嗒的钟声》、《麻辣豆腐》、《“笑罗汉”》等,几乎全都是繁忙工作之余的业余写作。这些作品在《长江文艺》等刊物发表,在上世纪60年代的短篇小说创作数量之多影响之大也属鄂西第一人。
这以后,由于时代变迁,世事更异,余友三的量工作。紧接着,在各级党委的重视下,各县市文联相继成立,鄂西的文学艺术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群众性文艺创作活动蓬勃发展,创作队伍逐步形成,一批优秀创作人才崭露头角,成为鄂西文艺创作骨干。作为自治洲文联的开创者,余友三为繁荣鄂西文学艺术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州领导的支持下,从1987年起,余友三与有关部门协作,先后组织编创拍摄了《天池山血泪》、《夹缝中的足迹》、《金叶疑案》、《神兵》等4部共20集电视连续剧。他作为主要负责人,领导并直接参与编创摄制电视剧的全过程。组织选题,改编创作,筹集资金,联系导演,物色演员,选择场地,直至摄制过程中的衣食住行,他都要操心。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和许多省市电视台播放,获得观众好评,其中有的获奖,为宣传恩施起了较大的作用。经过这些实践,他引导恩施文艺工作者闯开了编创制作电视剧之门,培养锻炼了鄂西本土影视编创摄制艺术人才,为发展恩施影视艺术事业打下了基础。
六
1990年,余友三先生退休后,杜门谢客,潜心研究,开始了编纂辞书的艰辛工作。他跑遍恩施,在新闻文学艺术领域做出了出色的贡献。
余友三先生在鄂西生活和工作了50多年,创造了许多个“第一”:他是第一个以其报告文学登上全国大型文学刊物的作者,他是第一个将文学与新闻联姻用通讯报告和小说多种手法反映山区人民生活的记者兼作家,他是我州第一部卓有影响的大型歌舞剧的执笔者,他是筹备创办我州第一个文学艺术届联合会的主要负责人,他是编创拍摄我州第一批数部电视剧的组织领导者,他是第一个独立编纂四部辞书正式出版的学者。
友三先生2006年5月6日因积劳成疾辞世,享年76岁。余友三先生是一个值得鄂西各族人民纪念的时代文人。
2006年10月1—3日
载《鄂西文史资料》2006年第二期
▓我所亲历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1968年正是“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凶的时期。大学停办了,中学课也上不下去了,后来上级号召“复课闹革命”,也是一片乱哄哄的状态。社会的混乱波及到农村学校,农村基础教育也岌岌可危。
经过1966、1967两年的闹腾,各级行政机构的工作主要是到八个县乡村了解“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情况,帮助总结经验;回来主编一份油印小报,然后邮寄到各县和有关报社。
记得有一次和王克同志到巴东调查研究,了解农村“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情况。在巴东县“教办”丁运贵同志的陪同下,从县城乘木渡船过长江,到东壤口,沿着江北大山坡一直往上爬,来到一个叫火峰口的中学,在这里我们了解到贫下中农进住学校以后,是怎样以毛主席语录为教材开展教育革命的;之后又顺着大山往里走,到了白羊公社、沿渡河、泉口,一直走到神农架边沿一个叫“堆子”的地方。几天后,回来是从平阳坝走的,绕了一个大圈子。对于我来说,走路是一个锻炼,第一次来到那么偏远的老山里,感到十分新鲜、神奇。
在“堆子小学”那个神秘的地方,我竟然遇到了两个读师范时期的老同学。他们已经结婚了,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从事教育工作,是多么不容易,令人感慨不已。印象最深的是男的刚从“教学点”上回来,妻子连忙用热毛巾为丈夫擦背心。几十年过去了,那情景还历历在目。
从巴东回来,我写了几篇文章,编成小报,自己刻印出来,了,学生能学以致用了等。虽然当时难免有不少“左”的东西,但教育“为农民服务”的某些做法还是有价值的。
最有“指导意义”的是在建始县三里区和坪公社办的试点。以李同明同志为首的工作组在和坪公社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办校,主要研究的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后,学校究竟如何办”的问题,工作组一直坚持了三四个月,最后还召开了全地区“教育革命现场会”。经过讨论,我执笔写了一篇长篇报道:《教育大纲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在恩施报1969年5月7日发表,后湖北日报做了摘发。所谓“教育大纲”,是指贯彻毛主席“五七指示”的试点吉林省梨树县编制的《农村中小学教育大纲(草案)》,建始县和坪公社的试点就是执行的这个“大纲”,主要“经验”是“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把阶级斗争教育作为学校的一门主课,以三大革命为主要课堂”,很明显,这时候“左”的东西就更多一些了。
特别有意思的是到鹤峰的那一次调查研究。我是第一次到鹤峰,住在县委的破旧招待所,当时是“非常时期”,招待所没有什么客人,吃饭时也没有什么菜,几天,恩施城几所高、中等学校在财经干校联合召开学生大会,地区领导宣讲雷锋事迹,我们学生坐在下面激动不已。我一边听报告,一边就在膝盖上写诗,写了上百行,后来班长还在全校大会朗诵了这首诗。同学怂恿我投给恩施报,没想到不几天就登出来了。这张报纸我一直没有找到,哪里想到事隔6年竟然在这陌生的荒远之地发现了它!我欣喜不已,征得店老板同意,我小心翼翼把它揭了下来,一直保存到今天。诗开头是这样:“年轻人/要像/雷锋一样/一步一声春雷/把青春的脚步/踏响”;结尾是:“每踏一步/春雷一响/就跟/雷锋一个样/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任党挑选/任党安装”。诗中用了很多实例,抒发了热血青年蓬勃向上的情感。这首诗虽然很浅露很直白,深深地烙着时代的痕迹,但作为“雷锋精神”哺育成长的一代人,可以说是我的人生宣言书,奠定了我“这一个”平凡人一生的命运基础;同时,也开始了我与恩施报将近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
这只是我经历“贫下中农管理学校”那一段难忘的人生旅程的一个小插曲,觉得还有些意思,附于此,录以备考。
2007